1934年12月初，位于广西全州和兴安的湘江渡口，担架、弹药和破旧的军服不断被送往西岸。中央红军刚刚摆脱追击，队伍损失惨重。许多战士几天没有吃饱，伤口也没有时间处理。湘江战役留给幸存者的，不仅是一条江河的记忆，更是一段难以用几句话表述的经历。关于耿飚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：在湘江边苦战数日后，他因混杂着江水、泥土与鲜血的气味而不断干呕，从此再也不吃湘江鱼。这个故事之所以深植人心，是因为它将一场惨烈战斗与一个具体的生活细节联系在了一起。然而，根据现有较为可靠的传记和回忆资料，这段“从此不吃湘江鱼”的说法并没有明确的原始出处。对战斗中的呕吐、血腥和饮食禁忌的描述，可能源于口述记忆，也可能是经过传播加工的结果。将其视为完全确实的历史事实并不严谨。 确切的是，耿飚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，并经历了湘江战役。1934年11月下旬，中央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，开始向湘江方向转移。蒋介石企图利用湘江这一自然屏障，将红军主力压缩在广西北部，桂系部队及湘军等力量接连投入拦截。此战斗并非局部阵地的得失，而是关乎整个红军能否顺利渡过湘江的生死之战。红军面临着前有江河、后有追兵的困境，同时还需保护机关、伤员及重装备通过渡口。许多部队被迫以巨大的代价阻挡敌军，为后续队伍赢得宝贵的时间。耿飚时年二十五，这个年龄在人们看来尚属青壮年，但在长征队伍中，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减员、通讯中断和弹药短缺等复杂局势。指挥员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，往往只能守住特定山头或道路，或确保一支担架队的安全通过。湘江战役从11月27日持续至12月初，红军遭受了惨痛损失。虽然不同资料对具体伤亡人数存在差异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，这是长征初期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失。数字的背后，不仅代表着成建制部队的解散，也象征着大量的干部与战士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。老兵们回忆起渡江时的情景，称最痛苦的并不是单纯的炮火，而是那种等待的煎熬。前方的部队无法过渡，后方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，渡口拥挤，伤员痛苦呻吟，江面上时不时夹杂着枪声。有人抱着木板涉水前行，有人把文件和弹药顶在头上。在渡口没有完全失守之前，阻击部队是不能撤退的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许多口述的细节逐渐形成。有人铭记住江水的寒冷，有人记得混杂的血迹和泥塘，还有人记着几日未进食后的恶心感。多年以后，这些片段的重新叙述，常常集中在某位将领身上，成为更加戏剧化的故事。耿飚后来长期从事军队和外交活动，积累了丰富的经历。他既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艰险，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事务。若将湘江战役简单归结为“一个人因鱼腥味终身不食鱼”，反而会缩小这个历史事件的分量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耿飚在湘江战役中的意义，不在于他是否确实改变了饮食习惯，而在于他与许多红军指挥官们一道，曾在队伍最危急的时刻共同面对挑战。当命令无法抵达前线时，需依赖现场判断；当弹药匮乏时，要靠阵地和人员去争取时间；当部队伤亡惨重时，还需维持基本秩序。虽说“湘江鱼”的传说可能包含真实的记忆，但无法替代史料本身。湘江战役的残酷不需夸张的细节作证明。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，中央红军通过重大牺牲突破封锁的事实本身，已经足够沉重。